《东方学》这本书与当代历史的动荡和喧腾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书中，我相应地强调无论是“东方”这一用语，还是“西方”这一概念都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稳定性，二者都由人为努力所构成，部分地在确认对方，部分地在认同对方。
　　《东方学》以对1975年黎巴嫩内战的描写为开端，这场战争结束于1990年，但是暴力与丑恶的人类流血事件却延续至今。我们经受了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失败。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爆发以及遭到再次入侵的西岸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的可怕苦难，在那里，以色列使用F-16战机与阿帕奇直升机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例行集体惩罚行动。自杀性炸弹袭击现象充分显现出了它所具有的可怕破坏性，这当然没有什么比“九·一一”事件及其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更骇人听闻、更具有末日预言的昭示意义了。正当我写作本文时，美英对伊拉克非法的和未经授权的入侵和占领正在进行，随之而来的则是匪夷所思的物质掠夺、政治动荡和变本加厉的侵略。这都被认为是那个被称作文明冲突的一部分，无休无止、无法平息、不可救药。但我认为并非如此。

1910年6月13日，亚瑟·詹姆斯·贝尔福和英国众议院发表演说，主题是“我们在埃及所面临的急迫问题”。这些问题，他说，与那些“影响怀特岛或约克郡西区”的问题“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他是以权威的身份说这番话的：国会的资深议员，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前私人秘书，前爱尔兰事务首席大臣，前苏格兰事务大臣，前首相，处理海外事务和海外危机的老手。他在大英帝国的许多重要事务中都曾担任要职、发挥了非同一般的影响：比如阿富汗战争和祖鲁战争、1882年英国对埃及的占领……